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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神奇的布依族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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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该种地,四月宜种田;夫约妻早起,妻约夫早起,早起在人前,致富不遥远。”这是布依族摩经中的一段话。对于布依族摩经以及由此形成的摩文化现象,一直是存在争议的。直到2010年贵州省荔波县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献酒备用》、《接魂大全》等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作为文化遗产的身份才得到肯定。继在布依族摩经中发现布依族古文字之后,今年又有人提出了摩经是布依族“圣经”的观点。布依族摩经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神秘的密码,大量存在于那些泛黄的典籍中,存在于每一个“布摩”的脑海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摩经是布依族“圣经”?

  出生于贵州望谟县打尖乡喜豪村的王玉贵,打小就受到作为“布依摩公”(“布摩”)的父亲的影响,对摩文化情有独钟。自懂事起,王玉贵就经常帮助父亲“打老摩”(布依族使用摩经开展的民俗活动)。但是由于当时不懂布依文字,王玉贵没办法把所有口头传授的“摩”都记录下来,加之当时家人怕学习那些“迷信”的东西影响他学习汉语,他才不得不停下来。

  然而,王玉贵对布依族摩文化的喜爱从未间断。如今已是望谟县民宗局副局长、县布依学会副秘书长的他,在总结了多年的研究之后,在今年3月召开的贵州省布依古文字与摩文化典籍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堪称“大胆”的观点——摩经就是布依族“圣经”。

  此观点一经提出,在学界及布依族同胞中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持观望态度的。

  “什么是圣经?圣经就是古代圣贤之经典著作与语录,而非专指基督教典籍《旧约》和《新约》。”王玉贵说,古今中外普遍把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称为经典,比如,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宗教典籍有《圣经》、《古兰经》、《金刚经》等。望谟县(原名王母县)的布依族同胞把在此流传了千百年的布依族摩经称为“王母圣经”。

  王玉贵进一步解释说,“摩”是布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种文化类别。因其表现形式与巫文化“沾亲带故”,所以,大多数“摩”都曾被错划为巫文化而遭践踏。其实,巫术只是“摩”中独立存在的一小部分。“巫”属于“摩”,但并非所有“摩”都是“巫”。布依族的“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摩”包括“大摩”、“小摩”、敬神、求雨、扫寨、祭祀和符咒等;广义的“摩”还包括与阴阳讼师的对答、预测吉凶、巫术等。

  对于摩经就是布依族“圣经”的说法,望谟县县长农文海表示肯定。他认为,布依族摩经是布依族古歌、山歌、传统道德、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的起源,是布依族的史书。布依族古文字基本上是摩经的专用文字,因此,布依族古文字与摩经典籍是具有血肉联系的。研究发现,望谟布依族摩经的主要内容涉及历史、哲学、道德、礼仪、动植物学和生命科学等,其中还有《王母的传说》这类关于布依族起源的感人故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是布依族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经书。

  摩经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摩”在布依语中有“念叨”、“唠叨”、“埋怨”和“诅咒”等意思。“摩经”中的“经”,则借用了汉语的“经典”和佛教的“经书”之意。

  据有关专家介绍,摩经是布依族用汉字和土俗字记录布依语音形成的一种规范的宗教经典文本。摩经文字主要有3种类型:第一种是比较抽象的符号;第二种是自创的表意文字和少量汉字;第三种是借用汉字造字法创造的方块字。摩经大致形成于唐宋时期,早在“布摩”中口耳相传。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不少新的内容添加进去,到了明清时期,才由本民族中懂汉文的知识分子,用汉字和土俗字将其记录下来,成为书写的民族文化符号。

  汉文典籍对布依族摩文化有不少记载。比如,清《兴义府志》载,布依族“惟神祀彭岑,空庭为庙,俗重老摩”;《安顺府志》载,仲家“丧则屠牛,执牛角灌饮。葬用棺,以伞盖墓上,期年而火,祭用枯鱼”;《荔波县志稿》说,布依族“丧家在安葬前之数日,先开路念经。附近各村男女,于每晚间天黑时齐集丧家门外,男女分行对立,各执长尺余之竹刷把一把,互相敲击,一人执一木棒击粑槽作拍子,虽百数十刷把蝉联,而击之出声,有条不紊;并于灵柩前悬挂铜鼓数面,每面用一人敲。其余各执四五尺长竹竿一根舂板作拍子,节奏亦颇和谐。盖因办丧事时,各亲友来吊,借此娱乐,以消永夜耳。”诸多文献记载,证明了布依族摩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重要文化世象。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记载中还保存了有关布依族丧葬活动和摩经的信息。

  摩经《祭歌》是布依族先民在祭祀时唱诵的长篇歌诀之一,专用于超度亡灵和祭奠死者。它是布依族先民对人死后精神向何处去的一种最美好的祝愿,也是一种原始、纯朴与天真的设想。其中所设想的人的灵魂升天过程中所遇到的磨难,比现实要复杂得多,有的还对现实作了变形的描述——美好的东西比现实还要美,丑恶的东西比现实还要丑恶;容易的比现实还要容易,艰难的比现实还要艰难等。《祭歌》表面上看具有明显的巫文化内容和语言特点,但并不是单纯的巫文化。“我们一旦揭去其外衣,就会发现它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王玉贵说,布依族摩经明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价值:对孝子作伦理道德、阴阳五行、人生祸福与为人处世、勤劳勇敢的精神、物种起源、感恩戴德、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摩经几经生死考验。上世纪50年代,大量布依族摩经民间抄本被发现搜集,如《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兴年月时辰》、《造千种万物》等。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以摩经为代表的布依族文献古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文革”期间,大多数宗教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布依族摩经抄本也被视为“四旧”的产物而遭收缴、焚毁,多数地区的摩经被付之一炬。学术界对摩经的发掘、整理也基本停止。“文革”结束以后,作为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布依族摩经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工作才逐渐得以恢复。

  改革开放以来,布依族地区文化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语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很多布依人平常都不讲民族语言了,但是,在一些布依族村寨里,“布摩”仍大有用武之地,摩经及布依族古文字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

  布依族最具价值的典籍

  对于摩文化的价值,贵州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省布依学会会长王思明认为,摩文化是以布依族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综合文化事象。它是布依族的知识体系,记载了布依族的历史,反映了布依族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等重要精神文化内容。摩文化是在布依族的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布依人所享用,塑造了布依族文化的基本面貌,是布依人心灵栖息的家园。布依族古文字与摩文化典籍以及摩仪式有很强的传承性,虽然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定的变异,但总体上保存了布依族历史上很多文化因素,因此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

  “布依族的典籍,以摩经最具民族特色。”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罗正副说,如果深入考察一个民族会发现,他们尊崇的具有信仰意义的经典,乃是最能展示其社会生活、伦理道德、风俗规范、历史文化、思想信仰等行为特征的源头。事实上,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文化因子,就深藏在各民族经典之中。只有深入挖掘民族经典,从中解读深层的文化涵义,特别是各民族的思想世界,才能真正全面理解和把握不同民族别具风采的文化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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